【货物运输】依航运交易习惯确定目的港 | 海商法资讯

 货运路线           |    2018-12-25 06:51

作者:曹克

天津海事法院

摘要

1、原、被告双方对涉案提单中的卸货港条款存在重大争议,明确“IZMIR PORT”为哪一港口是判断被告是否违约的关键。合议庭通过文意、目的、交易习惯等角度对该条款进行解释,最终确定“IZMIR PORT”指的是土耳其伊兹密尔港。

2、通过查明原告各项费用的性质以及运用我国合同法的可预见原则进行分析,确定与被告违约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损失项目和数额。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原告通过其装货港代理A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A天津公司)向被告订舱,委托被告将50个集装箱的钢材从中国运往土耳其,6月28日被告向原告签发了T号指示提单,该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原告,承运人为被告,通知方为土耳其国家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TCDD公司),船名航次为UL 1326W,装货港为中国天津新港,卸货港为土耳其伊兹密尔港(LANDED IZMIR PORT,TURKEY),运输条件为堆场到堆场(CY/CY)。

同日,被告与案外人B航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委托该公司实际承运涉案货物,B公司向被告签发了C号记名提单,该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被告,承运人为B公司,收货人为C公司,船名航次为UL 1326W,装货港为中国天津新港,卸货港为土耳其阿里亚加港(ALIAGA IZMIR),运输条件为承运人在装港堆场接收整箱货物并负责运至卸货港,但不负责卸货(CY/FO)。

2013年8月21日至22日涉案货物被卸载在土耳其阿里亚加港。

在被告拒绝转运的情况下,原告为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于2013年9月17日委托其在土耳其的代理人EDA公司将涉案货物运至伊兹密尔港并交付收货人TCDD公司。

在此期间,额外产生了以下费用:

1)在阿里亚加港发生的移箱费(CUSTOM MOVES IMPORTINSPECTION)、进口检验费(IMPORT INSPECTION)、出门费(DELIVERY)、堆存费(STORAGE)共计14714.32美元;

2)支付给陆运承运人的陆运费(TRANSPORT)、滞留费(DEMURRAGE)共计35518土耳其里拉;

3)支付给C公司的滞箱费(DEMURRAGE)22160美元、卸货费(FREE OUT)6195美元和临时接收费(TEMPORARY ACCEPTANCE)10165.41土耳其里拉。

上述费用均由EDA公司于2013年9至10月期间代原告向相关公司进行了支付。2014年10月10日EDA公司确认已从原告处收到上述全部费用。

伊兹密尔港与阿里亚加港是两个独立的港口,分别属于不同的港口当局和海关当局。伊兹密尔港,又称阿尔桑加克港,是土耳其国有港口,由国有公司TCDD公司经营。阿里亚加港,是距离土耳其伊兹密尔市北部约50公里的港口,该港口是私有的,由私营公司Ege Gübre Sanayi A.S经营,经营人简称TCEEGE公司。

在收货人为TCDD公司的情况下,其卸载到伊兹密尔港的货物将被免除相关操作费用。

原告共有三批钢材从中国运往土耳其交付TCDD公司,涉案货物为第二批,另两批货物分别于2013年4月28日和10月26日装船,均由地中海航运承运,并分别签发了M1和M6号指示提单。

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均为原告,通知方均为TCDD公司,装货港均为中国天津新港,卸货港均为土耳其伊兹密尔港,运输条件为船方不负责卸货(CY/FO)。

该两批货物均被运抵土耳其伊兹密尔港并交付收货人TCDD公司。除预付运费以外, EDA公司在卸货港代原告支付的费用项目均为卸船费、单证费、卸货监管费、设备检查和控制费以及港口保安费。

马蒂集装箱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马蒂公司)为案外人中集公司驻土耳其的代理公司,Erdal Tokcan是马蒂公司的董事兼副主席。EDA公司是原告在土耳其的代理公司。C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是被告及B公司在土耳其的代理公司。

争议焦点

1)被告是否完成了将涉案货物运抵约定的目的港的义务。

2)若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

3)原告各项损失及利息的具体金额。

裁判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首先,从文意解释的角度,英文“IZMIR PORT”直译成中文为伊兹密尔港,而非阿里亚加港,阿里亚加港的英文为“ALIAGA”。其次,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原、被告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目的是将涉案货物交付收货人TCDD公司,该公司是伊兹密尔港的经营人,因而将涉案货物运抵伊兹密尔港应当更符合合同的目的。

再次,从交易习惯的角度,根据港口指南、EDA公司的陈述、土耳其港口当局、主管部门及相关公司对该问题的答复,以及地中海航运、达飞轮船等大型国际航运企业的操作实践,“IZMIR PORT”所指向的就是土耳其伊兹密尔港,而非阿里亚加港,如果提单将卸货港记载为“IZMIR PORT”,那么承运人就应当将货物运抵土耳其的伊兹密尔港,这已经为航运实践所认可,并成为航运业的交易习惯。

在双方约定的卸货港为伊兹密尔港的情况下,被告却将涉案货物运至阿里亚加港,其行为违反了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本案中,堆存费、陆运费、滞留费、滞箱费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出门费和临时接收费分别是原告将涉案货物从阿里亚加港提走时应向港口经营人和B公司交纳的费用,也属于转运中必需的费用。上述费用损失与被告的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

关于卸货费。被告签发提单记载的运输条件为堆场到堆场(CY/CY),根据该条款被告应负责将货物卸到目的港堆场并承担卸货费用,但是被告与实际承运人B公司约定的运输条件为承运人不负责卸货(CY/FO),导致原告额外向B公司支付了卸货费,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卸货费损失。

移箱费、进口检验费实际上为土耳其海关收取的费用,是货物进口必然发生的,与卸货港无关,该项损失与被告的违约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院对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移箱费、进口检验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处理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于2015年2月3日作出(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698号民事判决:

二、被告大连沛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款项自20141010日起至本判决书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原告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审理的重点在于确定提单记载的卸货港“IZMIR PORT”究竟是指哪一港口,实质上是一个合同解释的问题。在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参考交易习惯十分必要,海事案件尤其如此。

由于国际海运业历史悠久,海商法成为一部历史沿革性、技术性、风险特殊性较强的商事法,许多特别的制度和规定都是源自历史上大量惯例和交易习惯的归纳和总结,至今在不同的地域和领域仍然有各种惯例和习惯在发挥作用,因此很多案件中只有在查知并遵循航运交易习惯的基础上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才能确定当事人订约时的真意,使裁判能加公平公正合理。

关于交易习惯的认定规则。笔者认为,若离开了对过往交易过程的事实调查就无法认定交易习惯,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频度、空间的适用情形等。

在市场交易发生纠纷后,为达到实质公平和探求双方当事人真意,交易习惯作为合同的补充,应当按照具体的情况来认定,将认定交易习惯的标准统一化是不可取的。

交易习惯包括当事人之间特定的交易习惯和一般的交易习惯。交易规则也会根据交易主体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即使同一交易主体,交易习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首先,交易习惯想要被法律承认、被当事人遵守,就必须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必须要经受得起实践的反复考验,唯有如此,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才能更好被交易习惯所体现,交易习惯的权利义务分配才能更加合理,其利益衡量才能够不断趋于充分。

反复实践,指的是交易习惯的形成不是偶然为之的,而是需要进行重复多次的实践,从而使其内容为特定当事人共同知悉并一贯遵守或为一般当事人众所周知并普遍遵守。

有学者认为,形成交易习惯所必需的时间因素可以通过运用高科技手段而摆脱。

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依据的理由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仍不能被接受。

要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交易习惯,不仅需要类似行为的实施和重复,更重要的是需要时间来证明。

其次,交易习惯是否能成为一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研究其赖以形成和生存的领域十分重要,即交易习惯必须具有空间地域性。

处于不同的地域空间,交易习惯赖以生存的因素,即人文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民族传统等,就会有差别,交易习惯也就会产生地域性差别。

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县与县之间,交易习惯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地域性因素是认定交易习惯的必需因素之一。

交易习惯的地域性将影响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运用该项交易习惯作为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的理由,从而影响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现和履行。

第三、作为习惯之部分的合同法所言的交易习惯,一旦为某种交易或选择某习惯作为交易准则,该交易习惯即在交易者心中具有法信力。

习惯法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它是基于人们社会心理的普遍确认而具有类似于法的“约束力”。

要想使习惯法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能够遵守习惯法所表达的内容,就必须要使普通的社会心理承认其有法的约束力。

第四、交易习惯要合理合法。“合理”是指交易习惯不能违背事理,要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

当面临创设合同权利与义务的情况时,当事人的约定是当事人意思的主动表达,而交易习惯则具有被动适用性。

当事人可以主动承担对自己的不利益,但却不能被动地承担对自己的不利益,由此可知,交易习惯合理是十分重要的。

“合法”是指交易习惯不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公序良俗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是包括基本国策及立国精神在内的社会及国家生活的共同要求。

善良风俗是包括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及民间习俗在内的国民道德观念与一般伦理。违反公序良俗的交易习惯被宣告无效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公共或国家政策。

法律从应然上讲一般是符合公平、正义、公正的价值理念,是良好的法律。因此,习惯法必须经过宪法、法律的价值评判后,才能被国家法律所承认。

第五、未被当事人明确排除适用。为实现合同意志,当事人可以明确约定在双方的合同中某交易习惯不产生效力,这是合同的自由原则赋予当事人的权利。

在依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内容时,必须明确该交易习惯的约束力没有被排斥,否则,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排斥适用某交易习惯,则该交易习惯则不得对该合同适用。

基于以上原则,合议庭在当事人充分举证的基础上,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主动对几家国际知名的航运公司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调查,综合各种证据能够证明当提单记载的卸货港为“IZMIR PORT”时,承运人应当认为该港口为土耳其伊兹密尔港,并应将货物运抵该港口。

本案中对于“IZMIR PORT”这一提单卸货港条款的理解和处理,构成了国际航运业的通常做法,并应当为作为承运人的被告所知晓,因此上述对“IZMIR PORT”的理解和处理符合我国合同法对交易习惯的界定,属于具有法律效力的交易习惯,被告违法了该习惯,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同一地区周边有多个港口、码头的情况在我国也很多见,比如天津港就有南疆、北疆、东疆三个港区,十几个码头,且有的距离还比较远,而提单的卸货港往往仅记载天津港,类似本案的纠纷也可能发生,因此本案确立的依据交易习惯解释提单条款的法律适用原则对今后同类案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了“可预见原则”,即当事人因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范围。

本案中,因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将涉案货物运至距离伊兹密尔港约50公里的阿里亚加港,又拒绝转运,原告为履行向收货人交付货物的义务被迫将货物再转运至伊兹密尔港。

在此过程中,堆存费、陆运费、滞留费、滞箱费是必然发生的费用,上述费用损失与被告的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

对于当事人是否应当预见,应根据当事人的身份、职业以及缔约过程等情况综合予以判断。

本案中,从身份的角度,被告作为专门从事国际物流航运业务的公司,对于世界主要港口的名称、地理位置、收费项目和标准等情况是应当知晓的,这是作为一家专业公司应当具备的素质。

即使被告对土耳其伊兹密尔地区存在两个港口的事实不了解,但作为承运人对于将货物运至目的港以外的其他港口,会给托运人造成额外的费用和损失这一点至少是应当清楚的。

其次,从缔约过程的角度,被告与原告货运代理人A天津公司之间的邮件和订舱单可以证明,被告在原告向其订舱时对于卸货港为土耳其伊兹密尔港以及通知方为该港口经营人TCDD公司的情况是知道的。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指示提单的通知方通常是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被告在明知收货人可能为TCDD公司的情况下,仍将涉案货物运至阿里亚加港,对于该行为可能导致的损失应当是能够预见到的。